《福布斯》中文版第七次发布的中国慈善榜显示,上榜的100位企业家在2011年的现金捐赠总额为47.9亿元,降幅高达41%。企业家“惜捐”,与整个社会慈善捐款额大幅下降的趋势相同。根据民政部的季度数据,2011年的社会捐款总数为145.2亿元,仅为2010年的37%。
民间慈善捐赠的断崖式滑落,实际上是对慈善环境的一次全民投票。丑闻重创了公众和企业对于慈善的热情和信任度,致使整个慈善业中枪。
其实,整个慈善业的受伤,也就是整个社会的受伤。一年之内上百亿社会捐赠资金的“流失”,明确无误地表明,处在社会公义最后防线的慈善业,不该有丑闻存身的空间。
换个角度看,以个案形式出现的一个个丑闻,之所以能撼动、改变社会各界对于慈善公益的行为选择,不仅仅是因为这些丑闻总是在强烈地刺激着人们的情绪,还在于叠加出了一个人们不愿意看到的慈善体制现状,这其中,既包括机制对于慈善中的寻租自肥的无力监管,也包括慈善运作透明化、规范化、专业化程度的普遍偏低。
慈善寻租式的丑闻,毕竟还会受到法律的约束和民间舆论的自发性监管,如果这种监管总是及时和能够到达的,那么即使人们的慈善捐赠愿望一时受挫,热情也仍可以唤起。更令人担心的是,慈善运作的不透明,有可能成为抑制公众慈善热情的长期因素。
这种担心似乎正在被验证。2011年,企业捐赠者和个人捐赠者,都开始倾向于自己管理慈善资金的方向和使用,而不再像过去一样习惯性地委托给机制管理。尽管自己管理慈善资金的新模式,效率更高,效果更直接,而且对于慈善业来说也是一次次难得的经验实践,有助于慈善管理模式的创新准备,但也要看到,局部范围、专项性质的慈善捐赠行为,如果总是和机制脱节,那么对于慈善业的总体需求来说,仍是杯水车薪。
现实是,慈善需求有增无减。慈善业的推进,必须满足这个总需求。因此,当民间资金仍在用自己的方式摸索慈善的时候,机制不能作壁上观。
机制内规范慈善操作范式,机制外给民间慈善腾出更多空间是当务之急。只有公众看到了机制改进的切实努力,民间慈善捐赠才能中止断崖式滑落,社会对于慈善业的热情才可能升温。
京华时报 作者:徐立凡